另外还要保护个人的隐私，以防止公众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进行侵犯。

二、形塑法治现代化中国式内涵的社会与法治发展的维度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波澜壮阔的，它在单位时间内承载了比之古代史密集得多的历史事件。因此，中国哲学的精髓在于在具体的关系中解决问题，强调不走极端，追求适当均衡，反对矫枉过正，强调过犹不及。

和合的终极形态是中，是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体现为各种力量关系的动态平衡。这就是从晚清修律到民国时期立法运动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大规模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内生动力。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近代中国通过自然进化的方式来实现法律发展的可能被堵塞，因而通过政府推进型的建构主义路径来实现法治的现代化便成了更为现实的选择。公丕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原创性思想》，载《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3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从共性的角度讲，它是人类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形式，保有着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治迈进的规定性动作，因此它需要以法治的一般要件作为其存在的根本标志。正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性反日运动背后有袁世凯政府操纵的影子，却不能将其列为政府运动。

小说和电影《林家铺子》反映了小商人在当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种种苦楚，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日本轿车的车主品尝到类似的痛苦了。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 进入专题： 游行 。一个举措是反对日本入常的千万人大签名。

安南又不是中国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哪怕上亿中国人签名，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

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通常是无结果的。前者如慈禧插手的后期义和团运动，袁克定之流炮制的拥护帝制市民游行，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的一系列百万人集会游行，以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网上登载的上海416游行的两个游行通知（《关于在我市组织群众反日游行的实施细则》和《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里面的一些口号是我们不赞成的——中不难发现，只要是真正的国动，就能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就能够促进警民之间、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能够起到逐渐地养成公民和养成政治家的作用。第一，梁启超最寄以希望的是对内的、内政的国动。

现在当局既然给国动开了一条窄门（参见附录），就应当利用好这个机会，作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的实地练习。梁启超指出：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

因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

国人的签名应当针对自己能够施加影响的对象——由自己选举产生的中国政府。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

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他又提出了内政的国动的十项条件：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曾撰文对国动进行总结并提出希望，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国动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签名信所要求之事项应当是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的事项，譬如说：指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日本入常表决时投反对票，撤回驻日大使，废除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日断交，等等。八十多年过去了，国人还在做简单、容易的运动，还没有把运动方向转变，这充分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迟缓。

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

譬如说，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就与台独运动裹在一起。国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

但是，国民政治运动首先还是要论成败的，成功的国动是要能够争得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或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

这两件，我确认为内政的国动不能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今后运动方向，非由外转到内不可。大学里和IT业的青年骄子，根本不会想到上千万向日本出口农产品的农民和几百万日资企业中的打工妹、打工崽的切身利益。正如梁启超所说，像五四运动那样的对外的国动，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含义。其次，不同的运动在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的政治教育上的程度与方向也是有差异的。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两类：政府运动和国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曾发生过一次罕见的内政的国动，但是由于国人普遍缺乏必要的习惯和技能，而丧失了大好的历史机会。

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但是，理想的国动只存在于书本上，现实中的国动从来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甚至与正确的方向有着几十度的偏角。

国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从军事上说，伤敌一千，自损三百还可以接受，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不能接受了，更不用说伤敌一千，自损三千了。

第二，即便是围绕外交问题的国动，也应当含较多督责政府的意味，否则，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民主派面对眼下反日运动的尴尬，类似于共产党当年面对黄色工会运动的尴尬：参与吧，运动是黄色的，不参与吧，又没有其他的工人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

国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

无庸讳言，眼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国动是非常不符合梁启超的国动理想的。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其发起者准备把签名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是搞错了对象。民主派则要更多地发扬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成分，让国人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学习公民政治，学习当理性负责任的反对派。